七年，上海自贸区进阶简史

7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开放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先行先试，形成了一批重要制度创新成果，为全国贡献了“上海经验”。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我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肩负着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

自2013年9月挂牌运行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先后实施了3版总体方案，并于2019年增设临港新片区，试验层次不断提高、试验领域逐渐拓展、试验力度持续加大。

7年，上海自贸区为全国人民交上了这样“答卷”。

截至2020年6月底，上海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外资企业1.2万户。在商务部向全国或特定区域复制推广的260项制度创新成果中，有124项为上海自贸试验区首创或与其他地方共同总结形成。

上海自贸区是如何“进阶”成今天的模样？

2013年7月3日，“上海自贸区1.0版”方案诞生了。

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自贸试验区的第一年，这块良种初播的“试验田”，聚焦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开放、事中事后监管四大改革领域，催生出至少21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收成”，自贸试验区制度框架基本建立。
 

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再次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上海自贸区正式升级为“2.0版”。

2.0版方案实施后，上海自贸试验区投资管理制度，由正面清单和审批管理转向负面清单和备案管理；贸易管理制度逐步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不干预的国际公认标准规范；金融管理制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综合监管执法制度框架，从事前审批和主体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和功能监管。

一系列创新，缩小了我国现行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差距，为我国加入更高标准的投资、贸易协定打下基础。

2017年春天，上海自贸区再次迈上新台阶。当年3月底，国务院正式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是上海自贸区设立以来，国家出台的第三个改革方案，被外界称为“上海自贸改革的3.0版”。

“3.0版”自贸区首次提出了“改革系统集成”的概念，并要求上海自贸区对标最高国际标准，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风险压力测试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以及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三区一堡”由此翻开了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新篇章。

作为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更多的“一带一路”元素出现在上海自贸区。2018年，自贸试验区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21亿元，同比增长3%。依托张江国家科学中心，上海自贸区与以色列、俄罗斯、新加坡等国联合建立跨国孵化器，促进科技联合攻关和成果转化。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成员拓展到“一带一路”沿线11个经济体的19个口岸，海运物流可视化、空运物流可视化、电子原产地证数据交换等项目取得明显进展。

如今，在外高桥，希腊、伊朗、斐济、捷克等9个进口商品国别馆投入运营，丰富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品进入中国的渠道。
 

2019年8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并印发了总体方案。自贸区进入4.0时代，增设临港新片区119.5平方公里，面积和原来的自贸区基本相当。

与2015年的扩区不同，此次新增设的临港片区显然承担着更高一层的对外开放使命，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这是临港新片区区别于之前片区的定位。

方案第十九条和二十二条均强调，加强与长三角的协同发展，带动长三角新一轮改革开放，即在新形势下更好服务和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曾殷殷叮嘱：“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块大试验田，要播下良种，精心耕作，精心管护，期待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

如今，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已经设立一年，新片区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力度前所未有。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绿色智慧全球供应链、全球人才自由定居制度等力度超乎以往的改革措施可能在区内逐步研究和试点推出，新片区将继续作为新政策、新机制的国家级“试验田”，把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推向4.0版的新高度、新阶段。